发布时间： 2025-01-22 07:36:20 作者: 爱游戏体育登录
人类是需要意义的动物，当时钟的日历从2024的辰龙跳到2025的巳蛇，我们总会不可避免地憧憬伴随新一年的新气象，尽管世界的连续性并不必然会带来变化。
与互联网时代不同，今天许多带来颠覆性变革的科学技术创新都需要长期的资本投入，十年甚或更久；面对经济和政治周期的起伏，在漫长的岁月里可能都不会有太多的正反馈，这是新一代科技投资人不得不面对的窘境。
过去一年，一级市场毫无疑问依然处于寒冬，但在我们看来，一些底层逻辑总是不变的。
比如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且自然资源依赖进口的国家，这决定了我们肯定是靠制造业立国，通过高技术产品的持续出口创造社会财富。
同理，只要全球老龄化和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趋势不改变，人类对于医药创新研发的需求也不会改变，如果抛开周期的困扰，把视角放在10年或更长的维度上，未来似乎也就不必太过焦虑。
于是岁末年初，险峰采访了7位科技or医疗领域的创始人，聊了聊他们2024年中典型的一天是怎么样度过的。
他们身处不同的行业，有不一样的人生背景，但险峰都是他们最早的一批投资人。
悲观者或许正确，但乐观者才可以前行，置身时间的混沌之中，想让他们故事能帮你在寒冬中获得一些力量。
每天早上6:30，他都会准时坐在餐桌前，看着孩子们吃完早饭再目送他们离开，平时只要时间允许，他也会尽量赶回家吃晚饭。
“这是一天之中，我仅有两次能见到他们的机会”，他说，“因为孩子们也知道，爸爸在家时也都是在工作。”
有次机会难得，全家人一起去英国旅行，但因为8个小时的时差，每每到了伦敦时间的下午，香港和深圳的办公室就要开始上班，于是七天里孩子们都是跟着妈妈出去玩，他则留在酒店里对着电脑开会。
还有一次周末他们开车去郊游，结果车开出去半小时，他就要停在路边接电话，“所以现在我都会提前跟同事讲，后面2个小时我要开车，不能回信息。”
“我觉得做 CEO 最难的不在于有很多工作，而是要 24 hours on call（24小时待命）”。
在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攻读博士期间，他与教授合作研究了能模拟人脚踝动作的机械脚踝义肢，被《时代》杂志评为2007年度*发明之一，并由 BiOM, Inc. 商业化。
博士毕业后，他加入了直觉外科（达芬奇机器人的母公司），共同发明并领导了 FDA 批准的达芬奇 Si 软件和控制算法开发单点手术平台 (2012)、单点腕针驱动器 (2014) 和达芬奇 Xi 单点手术平台 (2016)。
手术机器人一个非常交叉的学科，除去医学部分，机械、光学、电子，甚至软件也都必须精通，复杂程度被誉为机器人产业“皇冠上的明珠“。
当时的达芬奇已是全球份额占比最高的手术机器人，在全美累计售出了数千台，做过超100万例的手术，被业界称为“上帝之手”。
在获批进入中国后，达芬奇也很快垄断了国内市场，在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里，每台达芬奇机器人几乎都是满负荷工作，但由于其昂贵的价格（单台约2000万元），远远不足以满足中国庞大的患者需求。
2014年前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欧国威来到了深圳，对于前半生几乎都在海外生活的他来说，这一个极其新鲜的地方。
就像多年以后，马斯克在Optimus发布会上所说的：“我们很惊讶地发现现成的东西很少，世界上有大量的电动机、齿轮箱以及其他没有的东西，然而它们在（人形）机器人中都没有用…”
所有的零部件都需要单独定制设计和生产，这和当年手术机器人面对的情况如出一辙。
但在深圳，中国制造*的生产效率+超高的性价比，让欧国威看到了可以同时集齐所有供应链、把机器人成本降下来的可能性。
“我做了20年高精密的手术机器人的研发，经过许多专业训练，看到有这样的机会，就希望创办一个企业，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帮助病人。”
不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顺利，当时以他过往对公司的贡献，可完全躺在功劳簿上——在一家200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里，收入的丰厚程度是很多人奋斗一生的终点。
“他们会讲如果你失败了要怎么养家，所以我用了两年时间才说服他们”，欧国威笑道，语气平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2016年，他离开美国，先回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同时兼任港中大创新医疗机器人研究中心的联席主席；经过三年的酝酿，由他创办的康诺思腾（Cornerstone Robotics）公司正式成立，专注于研发能够对标进口品牌的新一代国产腹腔镜手术机器人。
“在古代，盖楼之前先要找到一块很大的基石，这就是cornerstone，研发手术机器人是一条漫长的路，所以我们取了这一个名字，是希望先将地基打好。”
欧国威还记得，他*次和险峰投资人李抗见面，是约在了罗湖口岸对面的酒店大堂，“当时大陆过去香港还不像今天这么方便，所以是我们从香港过来”。
那时的机器人赛道远没有像今天这么火热，估值上亿的天使项目还非常少见，但险峰只用了几天就开出了TS，成为了康诺思腾*个投资人，并在之后的每个融资节点都持续加注。
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当时欧国威的给公司*个项目取的代号就是K2，和险峰的英文名字一样。
作为世界第二高峰，K2由于其超高的致死率，在登山界的名声远大于*名，“K2代表了选择做最难做的事情，愿意承担*的风险，成功或者死亡，没有中间点”。
2022年8月，康诺思腾在香港完成首例手术机器人临床试验，用来医治泌尿外科前列腺癌根治术手术。
2024年9月29日，康诺思腾自主研发的腔镜手术机器人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上市。
（2022年6月，国家主席习来到香港科学园考察，康诺思腾作为香港创科企业代表参与了展示环节）
“5年拿证，我们该是所有同行里最快的一批”，欧国威说，“2024年是康诺思腾的商业化元年，我们成功实现自主研发、自主制造，这5年真的很不容易，特别要感谢险峰等股东们的信任与支持。”
2025年1月，康诺思腾宣布完成C轮超5亿元人民币融资，由欧洲大型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EQT Ventures)领投，险峰作为老股东继续跟投。
“下一步，康诺思腾手术机器人将在全世界申请报证上市，将中国创新型手术机器人推向国际舞台，为全球提供高质量的中国解决方案，以可负担的价格、服务全球各地有需要的人。”
一方面，达芬奇的机器人太贵，只有中国的供应链才可以把成本降下来，讲大一点就是造福人类；另一方面，他的前半生所有的求学工作经历，都好像是在为这件事做准备，这件事只有他可以做，也只能由他来做。
平时，欧国威难得有机会去接孩子放学，偶尔有一次，他出现学校，小孩子们抬起头看见父亲，眼里的喜悦照进他心里。
将家庭放在首位是香港男人的传统，因此许多人会被父母取名叫家辉，而欧国威的名字是国威。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出生的时候中英联合声明还没签，香港还没确定要回归，之后他在美国读书工作，他的母语是英语和粤语，前半生和中国大陆没有一点交集，甚至普通话都说不好，但是他却选择回到中国大陆创业。”
8点半起床，9点半到公司，匡正打开微信，开始一条条回复昨晚积压的短消息。
非工作时间里，他会刻意屏蔽所有社交软件，“一般能不看尽量不看”；从某一种意义上讲，独处是一种让他重新获得能量的方式，因为从9:30开始，各种各样的杂事就会袭来，日程表被频繁插队，“要像救火队员一样处理很多问题。”
午餐时间，同事会在会议室的大电视上投屏《再见爱人》，这是他一天里为数不多的放松时刻，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看完更难受了，气得心口疼”。
对他而言，最快乐的还是下班后的几个小时，全世界终于安静，一群人可以围在试验台前讨论各种技术问题，“好像回到了刚创业的时候”。
虽然还是一家刚成立3年的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但「墨现科技」已经在同时向中国最头部的具身机器人公司和电动车公司供货，这是匡正离开大疆时，从没有想过的事情。
（左图：特斯拉手指末端电子皮肤传感器；右图：墨现科技96触点末端解决方案，14mm宽度基本等于人类手指）
所谓电子皮肤，本质上是一种柔性压力传感器；它可以像皮肤一样包裹在机器人或设备的表面，让机器具有人类一样对外感知能力。
2017年，22岁的匡正大学毕业，成为了大疆教育机器人 Robomaster S1 项目的初始成员之一，负责其中的传感器系统开发。
从全向移动底盘到可编程的自动识别、自动锁定射击系统，Robomaster涵盖了当时智能硬件领域*进的黑科技。
不同于只能用激光模拟射击的儿童玩具，为了*化追求真实的物理打击感，这款对战机甲能够发射真正的水弹实弹。
而当时匡正的主要工作，就是思考用什么方法，“让坦克在被水弹击中后，能想到自己中弹了”。
在他看来，电子皮肤无疑是*的解决方案，但是限于当时的供应链和技术水平，Robomaster终究是采用了更为稳妥的声学路线，不过也是从那时开始，柔性压力传感器也成了匡正心中的执念。
在Robomaster发布后，匡正也萌生了创业的想法；2020年，他离开大疆来到了松山湖机器人基地，完成了技术方案的原型，2021年，墨现科技正式成立。
在路演PPT中，匡正喜欢把电子皮肤称为「黄业」：“技术是好技术，产品也是好产品，但供需双方却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仿佛一块刚下锅的黄油，香气四溢、亟待融化。
在当时，电子皮肤还是个新技术，大客户一般会要求签惩罚性赔偿条款，匡正也担心团队刚刚创业，品控上可能会翻车。于是，他把目标客群投向了华强北的小老板们。
在刻板印象里，这个人群往往代表着学历不高、直觉动物，笃信生死由命，习惯跟风抄袭，但好处是几乎不用考虑售后，“如果产品有问题，寄回来给他们换一套就可以”。
不过一通接触下来，匡正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他发现，很多华强北的小老板都喜欢用华为手机，也会在自己的办公室挂满一面墙的专利证书，来验证自己的创新实力。
匡正还记得，公司*位客户是个卖软胶电子琴的小老板，他生产的是一种非常廉价的儿童玩具，弹起来“只有0和1的区别，也就是响或者不响”。
这位老板自己也是一位音乐玩家，“家里有很多很贵的钢琴”，当发他现墨现的产品真的可以弹出钢琴那种轻重缓急，在犹豫了一天后，还是决定和他们建立供货关系。
华强北早已习惯了降本or增效二选一，但匡正给了他们第三条路，“如果只增加10块钱成本，但可以卖出50块的溢价，谁又不想做一些和竞品不一样东西呢？”
还有一次，匡正去拜访另一位潜在客户，他家的产品是一款能自动翻身的床垫，用来解决手术后患者长期卧床的问题。
创始人是位退伍军医，创业顺风顺水，一生未尝败绩；但对于这款产品，他花了5年时间，投入了近千万，最后连房子都卖了，还是做不出想要的效果。
初看到墨现的方案后，客户显得特别兴奋，摸着样品一直在反复念叨：原来还能这样，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
但忽然，对方开口厉声质问道：你们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国外产品的换皮？是不是要卖很贵？那样的话我是不会买的。
“当时有点被吓到“，匡正下意识报了一个接近成本的低价；那人先是愣了好几秒钟，然后低下头去，“你能看到他眼里有泪光”。
那是一种极复杂的情绪：之前他花了无数心血追求的东西，终于有人实现了；但另一面，他花了无数心血追求的东西，最终是被别人实现了。
创业进入第三年，公司人数又多了50%，只靠中午一顿工作餐，“已经搞不清大家每天的工作了”；以前，他是带着队伍冲在前面的那个，但现在他要学会成为所有人的back up。
三季度财报，成本莫名增加了一倍，本来昂扬向上的毛利“Biu的一下就下来了”；复盘之后他发现，一些客户会越过他直接给研发部门下指示，临时增加的需求导致交付delay，最后拖了利润的后腿。
工程师出身的匡正一直觉得，成本无非就是售价减去造价，但这次意外让他多了一个财务视角，深刻理解了什么是隐性成本。
对于25年，匡正坦言依然要保持克制——尽管2024并不是特别容易，但墨现科技还是顺利完成了最新一轮融资，“金额是原来预想的两倍”，这么多现金放在账面上，一种原因是机遇，另一方面也是责任和压力，“会暂时先保持现有规模，先迭代产品性能、品质和服务，不会一有钱就乱花。”
“归根到底，制造业还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东西，砸钱短期可能会有效果，但是性价比很低，而且未必能持续。”
名校博士or大学教授，在一众AI企业创始人中，钢铁工人出身的宋俊*算一个“异类”。
2021年，全球*钢铁巨头宝武集团的钢产量已突破1.2亿吨，比第二、第三名的加在一起还多；整个集团拥有22万员工，14座巨型工厂，设备故障也如同家常便饭。
作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高级技术专家、原宝武钢铁集团的作业长，宋俊当时的一项重要职责叫做现场管理，“最多的时候要管8条生产线”。
对他而言，那时半夜被电话叫醒已是常态，再加上每月一次的定期检修，每年大部分晚上都要睡在厂里；相比之下，创业后虽然还是每天只吃两餐、很难回家吃饭，“但作息反而规律了”。
1995年春天，15岁的宋俊从安徽辗转来到了上海，暂住进了石库门的老弄堂里。作为知青子女，按当时的政策，他可以回沪参加中考；最终，遵循家中的愿望，他*志愿报考了宝钢中专。
与今天的价值观不同，当年的中专因为包分配、待遇好，要比普高难考得多，至今知乎上还有个帖子叫《1998年以前的中专等于现在的985博士》，下面评论区的共识是：那时只有全县前50才有机会上中专。
毕业后，宋俊顺利进入宝山钢铁集团，成为了一名钢铁工人，这在当时约等于捧上了金饭碗，“每月到手5000块钱，可能跟现在5万块差不多，那时上海房价也才3000块。”
但巨大的工厂也像一台精确运行的机器，具体到个人就是一颗颗螺丝钉，“20岁进厂，好像一眼就看到了自己60岁退休的样子”。
他开始留意观察，一个蓝领工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是什么？最后，他发现了一个群体叫做技能专家。
在当时，这个岗位更像是一种荣誉，往往授予那些60岁左右、快退休的老工人，要求必须带领研发团队独立研发过课题，且发表过大量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但既然有评选标准，他感觉自己“也许能试试”。
用了5年时间，他把所在的机组的14个岗位证书全部考了一遍，一有空就会跑到别的岗位上帮忙、学新技能；直到有天领导猛地发现，这个小伙子有些与众不同，“非常像什么都懂，什么样的问题能搞定。”
于是，上级部门开始把一些课题交给他牵头；2006年，宋俊作为工艺质检专家，参与了中国钢铁业*个机器视觉检测板带材表面缺陷的项目；那次经历让也他认定，“钢铁行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一定是未来的大方向”。
由于表现出色，2012年，宝钢成立了以宋俊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2014和2015，在先后拿下了国家冶金行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后，35岁的宋俊被聘成为宝武集团历史上最年轻的技术专家，并获得“上海工匠”、“全国技术能手”等诸多荣誉。
比起每天在坐办公室里写专利，他更喜欢在生产一线实验自己的新想法：中国钢铁生产大而不强，除了钢板表面AI缺陷检验测试产品实现了一定的渗透率（约5%），大量钢铁生产依然要靠人工目视值守，非常低效，钢铁行业中与场景紧密结合的环节存在着很多改造机会。
“在我看来，创新的终点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创业，过去体制内很多人也喜欢讲创新，但很少有人敢把自己创新的东西拿去创业，我觉得再多的奖项都是锦上添花，真正能够检验创新成果的标准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敢不敢把自己的创新成果拿到市场上去检验一下”。
于是，宋俊在2021年创立了「研视科技」，致力于为工业客户提供先进的机器视觉解决方案，险峰也是在那时成为了公司的早期投资人之一。
整个2024，宋俊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和出差的路上，最忙时一周要跑东北、华南，西南三个地区，与不同的客户、政府和投资人见面；他不喜欢坐飞机，基本只坐高铁，因为“可以每时每刻开会处理工作”，而飞机意味着”要失联好几个小时”。
在不出差的日子，他晚上会留在办公的地方里和员工一起吃盒饭，”24年外部环境整体都不太好，大家心态难免会受影响，需要给他们打打气。
中国钢铁产量占全世界的50%，每年钢铁产线智能化升级潜在规模超过300亿，但具体到2024，宋俊的关键词无疑是”难“。
“过去业主手上预算充足，会觉得智能化是一个提升企业软实力的东西，但现在遇到年景不好，你再让他拿出几百万、上千万去做智能化改造，企业根本决策不下去，这时候就要求你的产品一定要能真正创造价值，客户投入的每一分钱，一定要做到收益可以量化计算。”
比如，冷轧薄带钢产线的*大缺陷就是边裂，这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就容易断带，一次至少损失两三万元，如果是硅钢产线 万元。
一个正常的机组，平均一年要有 5-6 次断带，差一点的机组要断 10-20 次，但使用研视科技的工业视觉产品「边裂检测仪」，能够让产线做到零断带。
”只要每年帮业主省掉5次断带，等于当年就收回投资，这样一套系统，企业是很愿意付费的”。
过去一年，宋俊按照这一个思路对产品线进行了精简，同时把解决方案标准化，“边裂检测仪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标准品，明年我们还会不断完完善自己的标品序列。”
尽管困难重重，但研视科技2024年依然实现翻增长，营收首次过亿元，不过宋俊对此并不满意，认为还不及自己的预期。
“越是外部环境恶劣的时候，很多人越是只追求温饱，但我们的目标一定不是温饱，不然我就不会出来创业了，我们肯定是希望做到*。”
“只要公司还活着，就说明困难都已经被我们克服了，能克服的困难就不叫困难”。
从钢铁工人到技术专家再到创业者，一路走来，遇上问题，处理问题，已经成了习惯。
“明天会发生啥，没人能够知道，最难的时候可能会在明天或者后天，但一定不是现在。”
从西五区到东八区，机上单趟十几个小时，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圣因生物的创始人都要在中 美之间倒时差，“常常是刚调过来又要调回去”。
作为一家致力于开发基于RNAi技术的小核酸药物的生物技术公司，圣因在中国和美国均设有研发中心，两地奔波也成了王为民的工作常态。
他笑称疫情那几年航班太少，每次在一边都要尽量多待几个月，现在中 美航线全面恢复，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忙到飞起”。
*的研发经验叠加高效的落地执行，让圣因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开发出多款“潜在同类*”的肝内递送创新药，并基于LEAD™设计理念开发出肝外递送平台并申请了多项全球专利。
2023年年底，险峰淇云作为天使轮老股东，再次参与投资了圣因生物超8500万美元（近6亿元）的A+轮融资，腾讯投资、元生创投、北极光创投、启明创投等多家知名机构也均参与其中。
时钟拨回到2020年，当险峰*次联系到王为民博士时，他内心其实也早有了创业的想法。
作为全球最*的小核酸药物化学家之一，当时的他已经在这样的领域工作超过了20年，全程经历了小核酸从无到有，到最后成药的发展历程。
在Sirna（于2006年被Merck以11亿美元收购）期间，他开发出了全球首批用于核酸类药物的脂质纳米颗粒（LNP）递送技术；在Dicerna(于2021年被诺和诺德以33亿美元收购)期间，他带领团队开创了其专有的GalXC肝脏靶向递送技术和GalXC-Plus肝外递送平台，并基于此平台主导开发了多个RNAi药物，例如Rivfloza、Xalnesiran等。
工作稳定，生活幸福，但王为民博士始终觉得，“RNAi这项技术绝不仅只是针对肝内靶点，它还有更大的应用潜力和价值”。
在风口的那几年，也曾有多家国际*的企业邀请他加入，但经过反复权衡，他觉得只有创业才能更好地把经验和想法真正落地。
“我始终坚信，基于过往我在这样的领域的积累和领悟，能够打造出更*的递送平台，研发出真正改变人类健康的药物。”
于是，在和险峰淇云敲定投资细节的同时，王为民博士迅速集结了一批中 美两国的*科学家，组建了圣因的创始团队，速度之快连他自己都有些意外。
“看到这么多同事和投资人愿意相信我，一起努力去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我感到特别幸运。”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CSO、联合创始人王师钰博士也是在那时经由险峰淇云介绍加入其中。
在王为民博士看来，小核酸在肝外蕴藏着巨大的机会，只要在任何一个递送方向上取得突破，就可能催生大量新药，从这个方面来说，“RNAi的曲线还远没到真正的爆发阶段”。
于是，一群在各自领域优秀*且怀揣梦想的专家聚在了一起，立志充分的发挥RNAi技术应用潜力，推进突破式创新疗法的开发。
成立伊始，国际化的团队就让圣因内部像一个微缩版的联合国，波士顿的办公室里更是汇聚了各种族裔的行业精英。
为了方便交流、也为了拉近同事关系，王为民平时只要人在公司，都会利用午餐时间拉着这个“小联合国”一起吃饭交流。
“美国的外卖不如中国的发达，我们一般是叫一家餐馆统一送过来，有时是泰餐有时是意大利面，但大家最喜欢的还是中餐，虽然这边的中餐也都美国化了，口味完全不能与国内相比。”
2020年一场疫情，让mRNA技术成功出圈，也让长期资金市场对核酸类药物有了过高的期待，王为民博士记得，那时波士顿几乎每周都有Biotech公司宣布上市，其中不少技术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还可以说“八字还没一撇”。
“新药研发从最初的一种生物现象，到最终进入人体变成药物至少需要10多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出问题”。
在制药行业摸爬滚打了整整25年，王为民已经看过了太多失败的案例，所以当热钱退潮，投资人逐渐意识到其中的风险之后，很多公司便接连折戟，“2024年，美国这边很多公司最终没有挺过资本寒冬。”
siRNA之前已经有了20年的积累，2018年首次在人体中实现了成药，之后每年都有新药被 FDA 批准上市。
“当我2020年出来创业的时候，是在一个已被验证的技术上，去探索更广的可能。相比其他尚未成熟的技术，siRNA技术更加现实，更加可视。”
尽管如此，资本寒冬也不可避免的对圣因产生了影响，王为民博士坦言，自己目前的主要精力都在融资和BD方面。
“市场不好，就只能对预算花销加倍谨慎，否则24年我们的发展会更快，也会更好一些，但很幸运的是，行业潜力和公司创新实力被认可，我们在这样困难的时期也融到了钱。”
“总体来说，我们心怀感恩，感谢所有的投资人，我们唯有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到*。”
2024年，最让王为民博士欣慰的，还是圣因用来医治补体相关疾病的肝内药物SGB-9768在中国、新西兰进行了临床实验。
“在临床前开发阶段就看到这一个分子与同类药物相比有较大潜力，临床阶段其效果更是得到了进一步验证。这对团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平台是非常有竞争优势的。因为siRNA的化学修饰在肝内和肝外靶点上是基本通用的，现在我们正真看到肝内在临床上有这么好的转化，更加增强了我们突破肝外递送的信心。”
除SGB-9768外，圣因与信达生物合作开发用来医治高血压的候选药物SGB-3908也在中国进行了临床实验；针对肝外递送技术的研究也在多个方向均取得突破性进展，王为民博士和团队正全力推进基于LEAD™平台的肝外管线。
“圣因到今天已经三年半了，前三年我们已在化学修饰、肝内递送和临床转化，以及肝外递送技术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希望2025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
“创业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无数次的挑战。但我们一路走到今天，克服了重重困难，我们有*的团队、最扎实的技术积累和最严谨的科研精神，我觉得离‘研发出真正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小核酸药物’慢慢的接近了。”
逆流而上，向阳而生，“所谓厚积薄发，我相信圣因的故事才起步”，他说。
提着行李箱出门时，天已经全黑了，坐在出租车上，看着摩天大楼在身后远去，这一年里的大部分晚上，吴宇轩博士都是在机场和去机场的路上度过的。
9点到公司，10点到机场，凌晨时分到酒店，“好处是可以不占用白天的时间，第二天马上可以投入工作”。
尽管已经尽量推掉了很多social，但大部分时间里，他依然要不断见人，有些是为了新一轮融资，有些是维护合作伙伴关系，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也必须参加。
白天已经严重不够用，只能努力压榨睡眠时间，在不出差的日子里，熬夜也是家常便饭，“回到家脑子也会控制不住想工作的事情，经常一干就到了两三点钟”。
成立3年，尧唐生物已经连续完成了3轮融资，A+轮融资更是超亿元，但在刚回国的那几年，吴宇轩曾一度觉得自身永远都不可能创业。
2015年，32岁的他离开中国科学院，加入了哈佛大学Bauer教授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作为项目组里*个中国人，吴宇轩博士主导了CRISPR技术编辑造血干细胞针对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治疗策略研究。
后来，这一研究催生出了全球*CRISPR编辑药物Casgevy，从此揭开了人类基因编辑药物的新时代。
虽然这次成功的临床转化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但吴宇轩始终觉得，“自己的兴趣还是在基础研究”。
所以回国后，他一边在大学当教授，一边与国内一家生物公司合作，继续着之前他在哈佛的研究，每天过着从实验室到家，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那年他与湘雅医院合作，进行了全球*通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重激活γ珠蛋白治疗儿童β0/β0型重度地中海贫血疾病的临床实验。
中国作为地中海贫血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4亿人里大约有10~30万患者，但受限于血液资源和治疗方法，他们之中很多人未成年便会失去生命。
实验所用的细胞都由吴宇轩带领团队亲自制备，当看到两个活生生的小生命在用药之后，血红蛋白能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那种成就感是在实验室里没有办法获得的。”
不过，这种细胞疗法（CGT）需要在体外编辑培育大量细胞后再输回到患者体内——即所谓的“一次药物生产只能救一个人”。
这也是自体基因编辑药物的困局：效率很低且成本很高。所以在吴宇轩看来，只有脱离细胞本身，才可能降低基因药物的成本。
在反复比较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LNP-mRNA 技术：作为天然的通用型药物，LNP-mRNA能一次性大量生产，“每个病人回输的药物相同，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
但新的技术也代表着更高的风险，“如果想做更大的事情、救更多的人，就必须组建自己的团队”，于是在2021年，吴宇轩博士创立了尧唐生物，专注于基因编辑技术开发并结合mRNA体内递送技术。
这个想法和险峰淇云一拍即合，在成功引荐了核心创始小组成员加入以后，险峰淇云也成为了尧唐*个投资人。
“我们每个人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全都是因为基因，因为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其实只有基因而已，如果人类能任意改变细胞里的基因，很多疾病都可以被治疗。”
relentless中文翻译为使命必达，但他认为这个翻译还不足以反映准确含义。
“去年整个团队都是在用 relentless 的精神去达成目标，而且所有目标我们都超额完成了。”
其中最让他骄傲的，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体内基因编辑药物YOLT-201的临床试验申请（IND），在4月份成功获得了中国国家药品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批准。
这是全*款体内基因编辑药物，此前国内没有一点先例或模版可以借鉴，意味着他们要从0到1建立标准，做大量极其复杂、开创性的工作。
那段时间，注册、工艺开发和分析方法开发团队大部分成员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里，除了吃饭睡觉和工作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活动，
“光是申报材料就需要上千页，每一页背后都对应着大量的实验和数据论证”，但在整个团队的奋战之下，他们只用了几个月就完成了申报资料准备工作。
截至目前，尧唐已经有三条管线进入了临床阶段，“且都是全球*或前二的位置”，另外还有两条新管线也会在明年进入临床。
从这个角度来说，尧唐已经是全球体内基因编辑最top的公司之一，“我们在基因编辑工具开发和体内基因编辑药物临床转化上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优势。”
平台方面，24年2月，尧唐生物宣布其自主开发的创新型碱基编辑系统（YolBE®）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专利授权，成为获得国家专利授权的中国自主研发全新碱基编辑工具；紧接着的4月，其创新型DNA编辑系统（YolCas12™）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授权，目前以该专利为优先权的国际PCT申请已经递交，下一步将会进入到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2025年会是收获的一年，因为我们前三条管线都已经看到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险峰投资人杨润心*次见到衍学梁时，他正带着两个博士合伙人在工地上搬水泥。
按照行规，工地上的大工完全不干体力活，碰巧，当时现场又无另外的小工，要想继续测试他们的建筑机器人，这几个博士就只能自己动手。
那一刻，杨润心初步做出两个判断：1、建筑业的施工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2、这几个博士说要创业，应该是玩线岁的梁衍学从东京工业大学博士毕业，入职了全世界*的工业机器人公司发那科（FANUC），只用了四年半就做到了管理层，担任首席研究员，这也是技术管理的最高职位。
2016年，回国后的梁衍学首先选择加入了宁德时代，负责非标产线的国外设备国产替代，“当时的想法是先看看国内有哪些机器人的产业机会”。
“比如老师傅教抹灰一定要抹两遍，是因为人的力气小，只抹一遍有空鼓，会被甲方罚钱，所以这么多年来，一代代工人都是抹两遍，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
不过，要想真正改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生产关系并不简单，“这个行业里很多人，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动脑，才选择成为体力工人，要改变他们的工作习惯，终究是要靠产品力说话。”
如果一个工人一小时要干预5次，这种自动化是毫无意义的，60分的产品就等于0分，
“24年我们主要是在解决最后5%的问题。”此外，出海也是梁衍学花了很大力气开拓的新方向。
“当年立项、当年建设、当年投产”——2024年，蔡旭东组建的量产运营团队在浙江平湖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华申瑞利*专注于电子驻车制动系统（EPB）的智能制造基地建成投产，全程仅仅用时半年。
从2023年底签约，到2024年初奠基建设，再到6月实现量产，采购设备、内外装修、人员配置都要同步展开，那几个月里，蔡旭东每周都要在上海和平湖之间来回跑，协调各方资源，盯工程进度。
创业仅20个月，华申瑞利的EPB产品已开始顺利量产交货；同年，华申瑞利和某国内头部新能源品牌合作开发，实现全球首发的双活塞电子制动卡钳EMB的创新突破。
蔡旭东还记得，那几个月里公司工程师们经常加班，“进度最紧张的时候，我们的总工带队工作到凌晨5点”。
“EMB没有可借鉴的产品，国内外还没有一个企业实现规模量产，我们是*批吃螃蟹的人，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摸索，掉到坑里要马上爬出来。”
在他看来，商业实战和在实验室里做研发有很大不同，“因为市场会变、客户会变，产品要求会变，商业化过程不是简单的从a到b，中途要不断地进行修正，华申瑞利的优势就是能不断从错误中学习、迭代、进化，最终找到那个正确的方向。”
“现在我们的核心岗位人员已经全部到位，整个团队上下都有一种蓬勃向上的劲头”，展望2025年，蔡旭东的目标非常明确：尽快实现EMB量产。
